柳含烟·御沟柳

　　以上虚写《客至》杜甫 古诗，下面转入实写待客。作者舍弃了其他情节，专拈出最能显示宾主情份的生活场景，重笔浓墨，着意描画。“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仿佛看到作者延客就餐、频频劝饮的情景，听到作者抱歉酒菜欠丰盛的话语：远离街市买东西真不方便，菜肴很简单，买不起高贵的酒，只好用家酿的陈酒，请随便进用吧！家常话语听来十分亲切，很容易从中感受到主人竭诚尽意的盛情和力不从心的歉仄，也可(ye ke)以体会到主客之间真诚相待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充满了款曲相通的融洽气氛。
　　这首匠心独运的小诗含蓄蕴藉。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最终写到“想到的”，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愁，令人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意境深邃，启迪人思，耐人玩味。
　　第一句当头喝起，“莫言下岭便无难”，这是一个富于包孕的诗句，它包含了下岭前艰难攀登的整个上山过程，以及对所经历困难的种种感受。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山看得容易和轻松。开头一句，正像是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诫，又像是提醒别人，耐人寻味。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由“逐兔争先捷”到“重门岂外扉”十句，作者极力渲染吴主之英明雄武，吴国之强大巩固，有声有色，气势磅礴。而到“成功举已弃”，陡地一转，以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吴之由盛而衰的转变，功败垂成，其关键就在孙皓时期。“凶德愎而违”，即指孙皓而言。“愎违”，愎谏违卜的省称，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由于晋惠公背施无亲，意气用事，不纳谏言，不听卜辞，终于招致失败，被秦国俘掳。晋大夫庆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又何逃焉？”孙皓同晋惠公一样，刚愎凶顽，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终于导致吴国的灭亡，使父祖基业毁于一旦。正如皓从弟孙秀说的那样：“昔讨逆（指孙策）弱冠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宗庙山陵，于此为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水龙忽东骛，青盖乃西归”二句，就是具体描写孙皓穷迫归降时的情景。“水龙”，系指晋朝的水军。晋武帝谋伐吴，遂令益州刺史王浚于蜀大造船舰，准备东伐。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阿童为王浚小字。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以为伐吴必藉上流之势，故借谣言而表荐王浚为龙骧将军，留监梁益诸军事。王浚在蜀大造舟船，木片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江中木片以呈孙皓，并说：“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终不敢渡江。”而孙皓不听。公元280年（晋太康元年）旧历三月，王浚率舟师东下，直抵吴都建业之石头，孙皓惊恐失措，面缚舆榇而降，举家西迁，送至洛阳，赐号归命侯。这就是所谓“青盖乃西归”。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据干宝《晋纪》载：“陆抗之克步阐，皓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窥上国之志。”（《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庚子岁，即太康元年。原来孙皓狂妄地以为他会灭晋而入洛阳的，想不到反做了亡国之君，被押送洛阳。
　　第一章写欢娱，是从男女双方来写。“谑浪笑敖”，《鲁诗》曰：“谑，戏谑也。浪，意萌也。笑，心乐也。敖，意舒也。”连用四个动词来摹写男方的纵情粗暴，立意于当时的欢娱。“中心是悼”，悼，担心忧惧的意思，是女方担心将来的被弃，着意于将来的忧惧。
　　这是唐代西北边民对唐朝名将哥舒翰的颂歌。此诗从内容上看，是颂扬哥舒翰抵御吐蕃侵扰、安定边疆的；同时也通过这个形象寄寓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理想和愿望。“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第一句是起兴，诗人用高挂在天上的北斗星，表达边地百姓对哥舒翰的敬仰。“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牧马，就其含意而言，也就是代指一切侵扰活动。自从遭到哥舒翰的抵御，吐蕃再也不敢越过临洮进行骚扰。
　　这首诗写的是秋日的离愁：“飒飒秋风生，愁人怨离别。”交代离别时的节令，并用“飒飒秋风”渲染离愁别绪。接下去是写一对离人的表情：“含情两相向，欲语气先咽。”相向，就是脸对着脸、眼对着眼；从“含情”二字里，使人想象到依恋难舍的情景，想象到汪汪热泪对着热泪汪汪的情景；想对爱人说些什么，早已抽抽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这两句写得极为生动传情，宋代柳永，便把它点化到自己的词中，写出了“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雨霖铃》）的名句。抽抽咽咽固然说不出话来，但抽咽稍定，到能够说话之时，却反而觉得没话可说了：“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原先对“离人”或稍有不放心，想嘱咐几句什么话，或表白一下自己的心迹，但看到对方那痛楚难堪的表情，已经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却难说”三字，确切地写出了双方当时的一种心境。这一对离人，虽然谁都没说什么，但“未说一言，胜过千言”，更表现了他们深挚的爱情和相互信赖。最后用一幅开阔的画面，写出了他们对别后情景的遐想：“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从这幅开阔的画面里，使人看到了他们在月光之下思念对方的情状，使人想象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相互祝愿。总起来看，诗人以秋风渲染离别的气氛；写“含情”之难舍，以“气先咽”来描状；写“心曲”之复杂，以“却难说”来概括；写别后之深情，以“共明月”的画面来遐想两人“唯所思”的情状。诗人换用几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把抽象的感情写得很具体而动人。特别是“悲来却难说”一句，本是极抽象的叙述语，但由于诗人将其镶嵌在恰当的语言环境里，使人不仅不感到它抽象，而且觉得连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都表现出来了。这正是作者“用常得奇”所收到的艺术效果。
　　此诗语言朴实无华，完全是用铺叙的手法写成的。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他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绘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怖，但正是这一闪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颔联“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琴瑟”指朋友宴会之乐，源出《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琴鼓瑟”，是借用丝弦乐器演奏时音韵谐调来比拟情谊深厚的意思。“山川”表示道路遥远，与“琴瑟”作为对仗，相形之下，不由使人泛起内心的波澜：“离堂”把臂，伤“琴瑟”之分离；“别路”迢遥，恨“山川”之缭绕。这两句着意写出了离情的缠绵，令人感慨唏嘘。
　　这首诗首先写冬归旧山的急切心情，再写归山所见景象。虽然时值寒冬(han dong)，地冷谷寒，但难掩诗人对旧山的喜爱：万点雪峰，在阳光下闪烁；爬满青藤的山间小路，依然充满生机。接着近距离描写旧居的荒凉破败。由于离居时久，诗人居所已成雉飞，猿啼、鼠走、兽奔之地。铺陈描写中诗人难以掩饰的叹惋之情表露无遗。最后诗人表示要重新振作，发愤读书(du shu)，以求闻达于当世，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这首诗采用移步换形之法，铺陈描写旧山景象和旧居的荒败，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即将告别隐居读书生活的留恋之情。结尾两句收束有力，正是年轻诗人又一次整装待发前的坚定誓言。
　　颈联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上联“折寄遥怜人似玉(yu)”，意谓折一枝梅寄送给似玉的远人。问题是，诗人为何将远人比作“玉”？“怜”又当作何解释？有人认为，此处的远人是一位貌美如玉的女子，“怜”是爱的意思。诚恐不妥。首先，一位走路都需手扶杖藜的老者因为思念一位年轻女子而惆怅得在梅下绕去绕来，去而复来，实在有失体统。再者，这样解释与下联“相思应恨劫成灰”在意思上也难以联系起来。“相思应恨劫成灰”应是诗人的想象，是诗人想象远人思念自己时的情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此句中的一个“应”字。“应”是“应该”的意思，应该怎么怎么，乃是一种推测。此句若写的是诗人自己，当然无需推测；既然用了推测，只能是诗人的想象。诗人想象这个似玉之人在思念自己的时候，心中还有“恨”。“恨”什么？“劫成灰”。从中便可推测，诗人要寄梅与之的人必是经历了某种严重的祸患，因此，诗人想象他在对自己的思念中仍带有怨恨。至此，诗人何以要寄梅与他，何以要喻他为“玉”就明白了。原来诗人是希望他虽经历磨难却能像梅一样坚贞不屈，像玉一样保持高洁人格。原来诗人惆怅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朋友；诗人“杖藜行绕去还来”原来是在为朋友忧虑担心。
　　“割愁肠”一语，是根据“似剑芒”的比喻而来，由山形产生的联想。三、四句则由“尖山”进一步生出一个离奇的想象。前面已谈到，广西的山水别具风格，多山峰；山峰又多拔地而起，不相联属。韩愈诗云“山如碧玉簪”即由山形设喻。登高远望时，无数山峰就像无数巨大的石人，伫立凝望远方。由于主观感情的强烈作用，在诗人眼中，这每一个山峰都是他自己的化身（“散向”一作“散作”亦通）。又使他感到自己只有一双眼睛眺望京国与故乡，是不能表达内心渴望于万一，而这成千的山峰，山山都可远望故乡，于是他突生奇想，希望得到一个分身法，将一身化作万万千千身，每个峰头站上一个，庶几可以表达出强烈的心愿。这个想象非常奇妙，它不但准确传达了诗人的眷念故乡亲友的真挚感情，而且不落窠臼。它虽然离奇，却又是从实感中产生，有真实生活基础，不是凭空构想，所以读来感人。

　　这首诗作于唐大历元年（766年）。杜甫的晚年穷途潦倒，在成都住了几年后，便扶老携幼，举家东迁，到哪儿去，没有明确的目的，“漂泊西南天地间”。杜甫居成都草堂时，曾寻访过诸葛亮的遗迹，写有《蜀相》等诗篇。到夔州后，州西的武侯祠八阵图遗址，也是他足迹常到之处。《《武侯庙》杜甫 古诗》与《八阵图》均为大历元年（766年）所作。当时诗人流寓夔州，诗人无所事事，一天来到武侯祠，看到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千古传诵的咏怀五绝诗，高度赞颂了诸葛亮衷心辅佐蜀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