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乡子·眼约也应虚

　　第四段，他进而举出阮籍受迫害之事，指出自己与朝廷礼法的矛盾更为尖锐。嵇康把这些矛盾概括成九条，就是很有名的“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这九条排比而出，滚滚滔滔，一气贯注，丝毫不容对方有置喙的余地。嵇康自己那种“龙性谁能驯”的傲岸形象也就随之呈现到读者的面前。这“七不堪，二不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狂得过分一些，而在当时，一则疏狂成风，二则政治斗争使然，所谓“大知似狂”、“不狂不痴，不能成事”，所以并不足怪。在这一大段中，作者渲染出两种生活环境：一种是山涛企图把他拉进去的，那是“官事鞅掌”、“嚣尘臭处，千变百伎”、“鸣声聒耳”、“不得妄动”；一种是他自己向往的，是“抱琴行吟，弋钓草野”、“游山泽，观鱼鸟”。相形之下，孰浊孰清，不言而喻。至此，已把作者自己的生活旨趣及拒不合作的态度讲得淋漓尽致了。特别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一条，等于是和名教，以及以名教为统治工具的司马氏集团的决裂宣言。这一条后来便成了他杀身的重要原因。
　　诗人顺着长江远渡荆门，江水流过的蜀地也就是曾经养育过他的故乡，初次离别，他怎能不无限留恋，依依难舍呢？但诗人不说自己思念故乡，而说故乡之水恋恋不舍地一路送我远行，怀着深情厚意，万里送行舟，从对面写来，越发显出自己思乡深情。诗以浓重的怀念惜别之情结尾，言有尽而情无穷。诗题中的“送别”应是告别故乡而不是送别朋友，诗中并无送别朋友的离情别绪。清沈德潜认为“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唐诗别裁》），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句语、意都显得有些奇特。春光，泛指春天明媚妍丽、富于生命力的景象；而春天的丽日艳阳，本来就是使一切自然景象呈现出绚烂色彩和勃勃生机。说“春光斗日光”，似乎不大容易理解。但诗人对艳阳照耀下一片烂漫春光的独特感受，却正是借“斗”字生动地表现出来。丽日当空，春光烂漫，在诗人的感觉中，正像是春光与日光争艳竞妍。着一“斗”字，将双方互争雄长的意态，方兴未艾的趋势，以及天地上下流溢着的热烈气氛全部传出。作者《霜月》说：“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将秋夜霜月交辉的景色想象为霜月之神竞艳斗妍，所表现的境界虽和“春光斗日光”有别，而“斗”字的表现力则同样杰出。不过“春光斗日光”好像还有另一层意蕴。日光，既指艳阳春日，又兼有时光之意。眼前这烂漫纷呈的春光又似乎《日日》李商隐 古诗(gu shi)与时光的脚步竞赛，力求在这美好的时光尚未消逝之前呈现出它的全部美艳。这后一层意蕴，本身就包含着韶光易逝的些微惆怅，暗示下文意绪的纷扰不宁。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首诗凡五章。第一章写作者夜不能寐，原因是怀有深忧，无法排遣。首二句，“泛彼《柏舟》佚名 古诗，亦泛其流”，以自喻，虽以喻国，以舟自喻，喻忧心之沉重而飘忽，以“舟喻国，泛泛然于水中流，其势靡所底止，为此而有隐忧，乃见仁人用心所在”（《诗经原始》）。诗一开始就写出了抒情主人公沉郁的心情。接着点明夜不成眠的原因是由于痛苦忧伤一齐涌积心头，这里既有国家式微之痛，又有个人不遇于君、无法施展抱负之苦。“隐忧”是诗眼，贯穿全篇。末二句写出了作者的忧国之心和伤己之情，即使美酒、遨游也不能排除自己的痛苦忧伤。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云：“饮酒遨游，岂是妇人之事？”以驳朱熹之说，自有相当理由。第二章表明自己不能容让的态度和兄弟不可靠。“我心匪鉴，不可以茹”二句，表白不能逆来顺受之意，辞意坚决、果断，以镜作喻，说明自己不可能像镜子那样不分善恶美丑，将一切都加以容纳而照进去。“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写兄弟之不可依靠。《孔疏》云：“此责君而言兄弟者，此仁人与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责之；言兄弟这正谓君与己为兄弟也。”虽过于落实，但从后两句“薄言往恕，逢彼之怒”看来，却与《离骚》中“茎不察余之中情兮”两句的意思相近，说它是借喻君主，未必不符合原意。第三章“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表明自己坚定不移的刚强意志。这四句以“石”、“席”为喻，表明自己意志的坚定，语句凝重，刚直不阿，哪里有丝毫的“卑顺柔弱”之处（况且即使“辞气卑顺柔弱”也并不能作为妇人之诗之证）。“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二句，更是正气凛然，不可侵犯。尤其是“威仪”一词，决不可能是妇人的语气，特别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里。“威仪”从字面上讲，是庄严的仪容之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北宫文子曾对卫侯论及“威仪”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并引“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为证，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另外全章六句，每二句的下句均用“不可”一词，形成否定排比句，铿锵有力，气势极其雄健。第四章写茕独无助，捶胸自伤，原因是被群小侵侮，一再遭祸受辱。“群小”一次对说明作者的身份很有用处，陈启源在《毛诗稽古编》中说：“朱子至谓群小为众妾，尤无典据。呼妾为小，古人安得有此称谓乎？”那么，“群小”“指虐待她的兄弟等人”行不行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果然如此，她就不可能“薄言往怒”了！所以“群小”，只能释为“一群小人”，犹《离骚》中之“党人”一样。第五章写含垢忍辱，不能摆脱困境，奋起高飞，由　　此感叹统治者(zhi zhe)昏聩。首二句：“日居月诸，胡迭而微”，以日月蚀喻指蛛蛛昏聩不明。姚际恒曰：“喻卫之君臣昏暗而不明之意。”（《诗经通论》）中二句“心之忧矣，如匪纺衣”，喻写忧心之深，难以摆脱。严桀云：“我心之忧，如不纺濯其衣，言处在乱君之朝，与小人同列，其忍(qi ren)垢含辱如此。”（《诗缉。）末二句“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写无法摆脱困境之愤懑。“奋飞”一词语意双关，既感愤个人处境困顿，无法展翅高飞，不能施展抱负，又慨叹国家式微振兴无望。我们不能想象，在那礼制重重，连许穆夫人家国破灭归唁卫侯都横遭阻拦的春秋时代，一个贵族妇人（或普通妇女）能高唱“奋飞”，有“想突破生活的樊笼，争取自由幸福”的思想。黄元吉云：“妇人从一而终，岂可奋飞？”（〈传说汇篆〉）比之将古代妇女思想现代话的倾向，还是基本无误的，虽然它也脱离了时代实际。
　　第三联，即说“胜事自知”。“行到水穷处”，是说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然而不知不觉，竟来到流水的尽头，看是无路可走了，于是索性就地坐了下来。
　　诗人精心摄取了沙漠行军途中的一个剪影，向读者展示他戎马倥偬的动荡生活。诗于叙事写景中，巧妙地寄寓细微的心理活动，含而不露，蕴藉感人。
　　颔联写景，以对比的镜头，淋漓尽致地抒发思国怀乡的感情。诗人回忆自己家乡美丽的风光，想象崇山可怕的湿热蒸郁之气，两相对比，倍觉凄苦。
　　第二首，起句直抒胸臆，由台阶前的落叶引发出作者之悲，一个“悲”字为全诗奠定了感情基调。然而悲又从何而来呢?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身上衣正单”，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白居易 古诗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白居易 古诗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催人泪下。
　　此诗从立意到构思，从遣词到造句，都把极度的夸张和强烈的讽刺作为抨击封建统治者的有力武器。
　　阿房宫毁于战火，其形制如何，早已无人能够说清，《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见“有关资料”霍松林的《〈《阿房宫赋》杜牧 古诗〉鉴赏》引文）也不很详。这给写“阿房宫”造成了困难，但却给作者留下了驰骋想像的空间。可以说，杜牧在这篇赋中艺术地再造了阿房宫。无论是对楼阁廊檐的工笔细刻，还是对长桥复道的泼墨挥洒，都是出自想像。这些奇特的想像不但不给人以造作之感，反而能带动人沿着他开辟的路径走下去，在头脑中活现当年这座宫殿的盛况。这种效果的取得，和本文运用生动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有直接关系。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一段出于想像，既是比喻，也是夸张，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种说法是，此诗并非为讽刺郑昭公而作，“郑风”在历史上被当作“靡靡之音”的代名词，当时郑国男女的交往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诗中的“狂且”、“狡童”并不是真实意义的讽刺，而是一种开玩笑式的嬉闹。袁梅《诗经译注》“这是一位女子与爱人欢会时，向对方唱出的戏谑嘲笑的短歌”。崔述《读风偶识》：“昭公为君，未闻有大失道之事。君弱臣强，权臣擅命，虽诚有之，然皆用自庄公之世权重难移，非己之过。厉公欲去祭仲，遂为所逐。文公欲去高克而不能，乃使将兵于河上而不召。为昭公者，岂能一旦而易置之？此固不得以为昭公罪也。如果郑人妄加毁刺，至目君为狡童，悖礼伤教，莫斯为甚。”以为此诗是讥刺郑昭公忽的，就有失牵强。